由一张唱片引出一段历史故事

安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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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在1920、1930年代交接的经济大萧条中，破产、失业和饥饿成为了大城市的主要景象，Rosé家在经济危机中为Alma操办婚事，Justine煞费苦心地为女儿抄写了一本食谱，Alma的婚纱为设计师设计，其他随嫁床上用品都用手工绣上缩写大写字母“AR”或者“AP”。1930年9月16日，Alma Rosé和Váša Příhoda在维也纳市政厅举行婚礼，Franz Werfel和Arnold Rosé作为证婚人，新娘和新郎双方都在结婚证上写上“konfessionslos”（无宗教信仰），尽管Alma出生时经受洗礼，不过那只是一种形式。


在Prague附近Elbe河边Zariby的别墅前的新娘子Alma Rosé，别墅是Příhoda为他们新婚建造的新家，拥有5或者6间客房，客厅、餐厅、台球室和一间宽敞的音乐室，还有一座花园。



Příhoda庞大的演出收入足以支撑他奢华的生活，他为新婚建造了一所别墅，别墅在易北河（River Elbe）边的Zariby，是离布拉格（Prague）数英里远的一个度假圣地。Příhoda的爱好同样奢侈，他是火车模型发烧友，家里布置了大量的“铁路”，对汽车着迷，收藏的汽车有30辆，只要可能他外出总是开车，尤其喜欢飙车，在1930年代他开着一辆大号的白色奔驰旅行车。
Příhoda在Zariby的别墅陪着Alma的时候她总是幸福快乐，不过Alma不会烹调，Justine精心准备的食谱也成了摆设。不管Alma和Příhoda在不在，大部分的家务还是得婆婆打理，一开始婆媳之间连沟通都异常困难，Alma不会说捷克语，而婆婆只会说捷克语。Alma和Příhoda婚后仍然继续外出演奏，尤其是Příhoda，夫妇两人在维也纳时Arnold和Justine自然很高兴在家里招待他们。只是离开舞台的Příhoda是对日常非常不注重的人，这点常常把Justine吓倒，例如Příhoda甚至穿着鞋子在床上呼呼大睡。
Alma跟Příhoda一同巡演时她也是心花怒放，婚后不久一同去了波兰，第二年春去了法国的Riviera，在Nice Alma拜会了Louis Gutmann，Bruno Walter昔日的秘书，从维也纳搬到了法国南部。两人的演出当然不止一次地拿来比较，不少评论说Příhoda发音“异乎寻常的甜美”（这个特点现在听他CD的爱乐者很是困惑吧，不过确实是真的），而Alma的演奏更有男子气概。在1932年波兰Lemberg的一场音乐会，乐评在Chopin杂志说Příhoda更象一位小提琴手而不是音乐家，在两人的Bach双小协Alma好过她的丈夫，她的演奏更有深度和音乐性。

安可欣

（十三）
不过Alma跟Příhoda的婚姻并不总是相聚和快乐，他们分开的时间实际越来越多，Příhoda在欧洲和中东的演出需求巨大，Alma并不能总随左右。在Příhoda需要长时间离开的日子，Alma返回维也纳的娘家，一方面是在Zariby的婆媳关系让她很不舒服，娘家的温暖很让她怀念；另一方面母亲Justine的健康状况开始明显下降，严重的糖尿病加上心脏问题，让Justine没有医生Dr. Fritsch的陪同将拒绝外出，Dr. Fritsch也警告Rosé家Justine很可能不久于世；还有就是Rosé家的宠物Pepsi和Arno，Pepsi是一头白色小狗，Justine的最爱，Arno则是一头黑色德国牧羊犬，跟Alma形影不离，很快Alma就经常把Arno带回Zariby，他们一同住在跟Příhoda的卧室。


意大利女演员Isa Miranda（1905－1982）



Alma过早地表现出对婚姻的恐惧，尤其是Příhoda的流言和绯闻，让她非常难过。在Rosé家的音乐茶座，Příhoda经常被提及，尤其是他在意大利电影界跟女演员Isa Miranda（1905－1982）的绯闻，即使是仅仅提及Isa Miranda的名字，也让Alma受到伤害。Příhoda不在的日子，Alma阴郁的心情会持续数天，许多夜晚，Justine听到女儿在隔壁房间低泣而过去安慰她。


Mario Mortara的歌曲 é vietato amare（禁爱）乐谱封面，显示出电影“Maharajah的白色妻子”剧照：Váša Příhoda和迷人的Isa Miranda，两者的绯闻给Alma带来了许多的苦恼和伤痛。



Příhoda似乎也没有把Alma认真地作为妻子看待，尽管送了不少昂贵的礼物，例如跑车和钻石，却很少支付家用，Alma常常陷于手头拮据的困境。即使是Arnold，现在也表现出对这位女婿的些许不满，说实在没法一起演奏室内乐。Příhoda事业的巨大成功也使得Alma不可避免地产生嫉妒，同样作为小提琴家Příhoda的名声和荣耀她没有，而且婚后Příhoda也已经不把她的事业当作一回事了。据Alma婚后的一位密友说，尽管少有表露，Příhoda所做的每件事和一起的每个人都会引起Alma的猜忌。
1932年，在寂寞的两年婚姻生活后，Alma有了新的动作，这也许是想发展自己的事业，也许是解决自己的经济状况。维也纳有一支传统的全女子沙龙乐队，主要在咖啡厅和Prater演出，Prater是多瑙河南岸的公园，里面有餐馆和啤酒园。受到启发，Alma决定建立一支全女子的室内乐队，不过她准备以高音乐标准来打造，搜罗致力于音乐的杰出女性。在古老的维也纳一大特色为起点，Alma把乐队命名为Wiener Walzermädeln（维也纳华尔兹少女），按Alma的目标，演奏曲目将是各式各样，不局限于Waltz，乐队包含歌手和器乐手，演奏地也将不限于维也纳，将包括全欧洲。

安可欣

（十四）
Alma开始着手招募队员，她认识不少音乐圈的杰出女性，再通过关系到各大音乐学校寻找，她安排候选者在Pyrkergasse的Rosé家面试，Arnold Rosé象惯例一样躲在帘子后面逐一试听、评估乐手的实力，哥哥Alfred则帮忙寻找出色的歌手，还有为乐队改编音乐。有时候招募会碰到钉子，例如朋友Anita Ast，Alma希望她能加入担任首席，不过Anita担心会长时间离开维也纳，因为她即将结婚了。另一位拒绝的女小提琴手Dea Gombrich则假想Alma的乐队将限定于演奏轻音乐，心理有些不屑。

左边是Alma乐队的标志，以鲜花为设计形象，小提琴跟拉琴的女性为组成元素，很好地反映了乐队的特色。右边是用于宣传册封面的字母缩写，相当女性化的曲线。



最后Anny Kux成为了Alma的知己和乐队的首席，她负责一些队员的招募，在创建之初她告诉Alma欧洲仅有两支巡演的女子乐队，一支在德国一支在匈牙利，但是都没有在维也纳立稳脚跟。Alma为乐队订做了两套漂亮的演出礼服和乐队的标志，聘请Michal Karin教授为乐队编排曲目和跟她一起训练乐队，她们一起合作无间，随着乐队成员的不断变更，Karin得不断调整音乐以适应不同的成员。
Alma的维也纳华尔兹少女乐队在1933年初在维也纳首次亮相，演奏waltz、polka和受欢迎的歌剧音乐，它的首演被成为“爆炸性的”，在古老的维也纳犹如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Alma的事业开始复苏了。虽然成员不断变更，乐队一般保持在9到15名成员，包括1个或者两个竖琴手，1个钢琴手。1个歌手，其他的是弦乐手，每次演出至少包含一个Alma的独奏。乐队经常面对的问题是婚姻结束少女们的演奏生涯，在那个时代女孩子事业只能持续到结婚前是相当的普遍，例如Caroline Rostal，她是著名小提琴家Max Rostal的前妻，Alma乐队早期的成员之一，担当第三小提琴手，当她准备跟Rostal结婚之后不得不离开乐队，Alma送上祝福之余不得不跟Anny重新训练别的人选。


1933年1月30日，Adolf Hitler当选德国总理，当天，纳粹党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Hitler当选，照片显示Hitler和Herman Goering站在Hitler新办公室的窗户前向游行的群众致意。纳粹运动对Alma乐队的第一次巡演造成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在维也纳本土Alma取得了成功，不过前往Munich的第一次外出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演出时间订在1933年3月，乐队精神饱满地到达了Munich。然而在几个星期前的1月30日，Adolf Hitler当选了德国总理，宣告了第三帝国的诞生，Alma乐队演出之时正值纳粹在Munich的暴乱，仅仅在演出前几个小时Alma被告知演出取消了。Alma为了把乐队带到Munich已经用尽了所有资金，演出的取消，一下把Alma逼入了困境，乐队可谓进退两难。
Alma紧急的求救电话打向了丈夫Váša Příhoda，Příhoda迅速回应，出钱帮乐队返回了维也纳。后来Příhoda甚至跟乐队一起演出，不过他的演出支援就跟财政资源一样不可靠，乐队步入正规之后夫妻两人又再分开演出了，Alma以维也纳为大本营，越来越少时间停留在Zariby的别墅。起初Alma的演出名写Alma Příhoda－Rosé，接着变成了Alma Rosé－Příhoda，在1934年初已经变成了Alma Rosé。

安可欣

（十五）
在几年成功的巡演中，Alma跟她的乐队得到了多方媒体表扬，然而独缺Munich的，在第一次Munich黑色之旅后Alma拒绝再到Munich演出。Alma甚至受到了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高度称赞，她步入了成功的指挥生涯。跟丈夫Váša Příhoda类似，Alma也喜欢驾车和飙车，在巡演中她经常载着乐队首席Anny作伴，其他女孩则坐火车。有一次Alma开着她的红色Aero载着Anny和宠物黑色德国牧羊犬Arno回Zariby，离别墅只有数英里之远时一个轮胎坏了，Alma打电话叫Příhoda，不过Příhoda没有耐性去修理，叫她去代理商处换一辆新的。Alma这辆新的Aero是白色的，跟Příhoda自己的白色Mercedes一样豪华，成了Alma的标志，Alma驾着它出现在维也纳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935年2月，Alma女子华尔兹乐队在Cracow的演出节目单。曲目主要是全乐队演奏，其他独奏的包括歌手Karla Kohler，竖琴手Lisl Löffler，小提琴Alma，钢琴Nusy von Molnar。



在1934－1935年的音乐季，Alma的乐队欧洲巡演包括捷克，匈牙利和波兰。1934年新年前夕在波兰Warsaw，1935年2月到波兰的Cracow，当地画报报道演出阵容包括歌手Karla Kohler和竖琴手Lisl Löffler，音乐会名“维也纳多瑙河之上：我梦想中的城市。”这场Cracow的音乐会有完整的节目单留下，从中可以看到Alma女子华尔兹乐队演出曲目的基本构成。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反犹太行动越演越烈，1933年4月禁止犹太人从事经商、医生和律师职业，并禁止犹太人在国家部门工作。1935年9月15日公布了《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亦称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以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为由，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种血统的公民结婚和发生婚外关系，即使在德国之外。禁止犹太人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做保姆，禁止升德国国旗或出示象征德国的颜色。在11月颁布的补充法令中还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行使投票权，不得担任公职等等强行限制。在种种限制之下，到1936年至少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已经无法维持生计。
在新的法律之下，Rosé家族无疑也将面临犹太危机。Alma的堂兄Ernest Rosé是在柏林取得巨大成功的演员，在清扫犹太行动中被抓，他随后只好返回维也纳，现在恐怕只有维也纳能有些许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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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谢谢分享。

安可欣

（十六）
在纳粹驱逐犹太人的危机中，Alma和Váša Příhoda婚姻的危机也慢慢显露了，虽然Příhoda仍然不断的送给Alma昂贵的礼物。当夫妇两人在Zariby别墅时经常安静得惊奇，他们很少客人，也不爱和邻里交往，Příhoda的父母觉得Alma相当的孤僻。当乐队的首席Anny来访时三个小提琴家一起快乐地演奏，Alma经常担任演奏钢琴部分，不过即使在快乐的时刻，Příhoda对待Alma更象是一位好朋友而不是妻子。
最让Alma烦恼的事情之一是她想要小孩而Příhoda却不允许。两个习惯于在舞台上备受瞩目的音乐家，任何一点点小小的争论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有一次夫妇两人在晚会回来，Příhoda怒骂Alma数个小时，因为在晚会上按礼仪男士是吻女士的手背的，而Alma容许一位男士当着上百宾客直接吻了她的手掌，Příhoda斥责Alma的“放荡”。还有一次争吵是关于Příhoda接到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机会，Alma坚持不离开维也纳和布拉格，很明显Alma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两个Příhoda准备遗弃的地方：她的父母和事业。因此Příhoda曾经懊恼地说：“有时候我怀疑到底娶的是Alma还是她父亲。”


Alma Rosé和Váša Příhoda在白色的Mercedes里，这款巨大的豪华轿车是Příhoda巡演路途中的标志。可惜的是Alma那充满幸福的笑容眨眼即逝。



导致婚姻危机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是两点：一是Alma无法胜任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不善于操持家务而且经常外出巡演，这个跟Příhoda“家庭主妇”的理想模式想去甚远；二是父亲Arnold急于达成这桩“理想的”婚姻，其实许多问题在两人交往之初就已经浮现（就像母亲Justine一开始担忧反对的那样），不过婚前没得到妥善处理。无论如何，Příhoda对Alma的热情正在消退，而Alma自己，按Anna Mahler的说法，仍然“疯狂地爱着”，这份对Příhoda的特殊感觉使她一直到最后仍然对婚姻抱着期待。
为了说服Alma离婚，Příhoda答应Alma两人之间的一切照旧，他说自己不想被牵制，深爱着Příhoda的Alma同意了，她希望尽一切可能去维持两人的关系，不论结婚与否。1935年3月9日，Příhoda在捷克易北河的Brandeis备案申请离婚，Alma充满期待的婚姻就这样悲剧性地走到了尽头。Alma陷入崩溃的边缘，她对朋友说，想到Příhoda的事业应该优先于婚姻她才能感觉到一丝的安慰，兴许Alma的话暗示跟当时许多有犹太妻子的杰出音乐家类似，Příhoda的选择是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事业。Alma跟Příhoda的离婚法定时间是1936年10月30日，不过自申请之日起两人就不在一起了。离婚判决给出Alma的地址是维也纳娘家的“Pyrkerstrasse 23”，而Příhoda的是Zariby的别墅，离婚原因是“分歧无法协调”。

安可欣

（十七）
Váša Příhoda跟犹太血统的Alma离婚是为了自己将来前途的说法遭到他家人和朋友甚至昔日在布拉格的裁缝的强烈否认，有力的证据就是离异两年后他在布拉格跟犹太律师Dr. Jetti Kreuz结婚，并且在战争时代尽力保护她（Příhoda后来跟她离婚并且第三次结婚）。不过在二战期间Příhoda毕竟是活跃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杰出小提琴家，这难免不让人怀疑他是投靠纳粹阵营的一分子。在1940年，应纳粹文化部之邀34个艺术家和记者对德国和荷兰进行了10天的访问，Příhoda是成员之一，在接受一名记者提问时他说非常感谢纳粹邀请他进行访问。这是捕风捉影的理想例子，不过客观地说，不论Příhoda实际是怎么想，此情此景下这样的提问，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晚年的Váša Příhoda肖像，出自1950年出版的“漫画中的金色大厅80年”（80 Jahre Musikverein in der karikatur）



1936年之后Příhoda在Salzburg Mozart大学任教（Salzburg Mozarteum），1944年则在Munich音乐学院。二战后捷克政府宣判他跟纳粹勾结，除了罚款还禁止他在捷克演出。1946年他移民去了意大利的Rapallo，他继续在意大利、Istanbul（伊斯坦布尔）、Ankara（安卡拉）和Alexandria（亚历山大）等地演出。1948年Příhoda成为土耳其公民，1949年最后一次美国演出，1950年定居于奥地利Wolfgangsee（Salzburg东部）的St. Gilgen，生命最后10年在那任教于维也纳国立学校。1956年5月布拉格春之声音乐节，禁演10年的Příhoda终于解禁在故国演出，他得到了30分钟狂热的掌声欢迎。1960年7月26日，Příhoda在维也纳去世，从录音上判断，他无疑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
Alma答应离婚的初衷是象Příhoda答应的那样一切照旧，希望借此重燃两人的爱火，但是一切都完全改变了，她最后只好开着她的白色Aero返回维也纳，欢乐几乎在她生活消失，也许只有音乐才能带来她一些快乐，虽然她表面上说很高兴恢复了自由身，不过母亲Justine听到她夜晚在房里低泣。1936年3月，Justine怀着负责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给儿子Alfred，恳求她原谅自己将把个人的财产留给Alma（Alfred将只继承父亲Arnold的），作为母亲，她希望能尽力为无助的女儿打点一下将来。
在离婚后的某一天，Alma冲下Rosé家的螺旋楼梯跑进音乐室，她满脸通红，命令正在聊天的Ernest Rosé和Alfred立刻收声，她说广播中正在播放Příhoda演奏的协奏曲。Alma实际并没有听到开头播音员介绍演奏者，但是她坚持说认出是Příhoda的演奏。演奏结束时播音员给出演奏者是Zino Francescatti时，Alma遭到了难以置信的打击，她无比懊悔的表情在外人眼里难以理解，但是对于Alma，她已经离开了Příhoda，音乐是他们唯一的联系了，但是她现在连Příhoda的音乐都无法分辨，最后的一丝寄托也随风而逝。

安可欣

（十八）
Alma离婚后只能在音乐中找到安慰，她继续跟父亲Arnold和哥哥Alfred演奏室内乐，有时候Rosé SQ.在维也纳演出时她担任第二小提琴，Arnold高度赞扬她的室内乐技巧并且欢迎她的加入。1936年6月维也纳音乐节的演出之一是Alma担任第二小提琴跟父亲一起演出Brahms的G大调弦乐五重奏OP.111。1936年Alma带领乐队最后一次前往Scandinavia（指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等国），在Stockholm乐队跟男高音Richard Tauber住同一酒店，他是Rosé家的老朋友，跟许多到维也纳演出的歌手一样，演出前总前往探问Arnold是否会在他们演唱时出任乐队首席。Tauber和乐队都完成他们的演出当晚，他们即兴地一起在酒店大堂演出，Alma的歌手Mady Meth形容她跟Tauber的二重唱是事业的一个高峰。
1936－1937年的冬天Rosé家气氛沉重，母亲Justine的健康再度下降，1936年Scandinavia的远行之后Alma缩小了巡演的范围，集中在邻近的瑞士和捷克。离婚后的Alma脾气很暴躁难以相处，Justine长期的病患也让她焦燥不安，为了恢复平静她开始寻求自我完善的法门，她开始阅读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罗马哲学家Seneca的作品。Alma经常跟Justine的专属护理Mitzi争吵，她在私人医生Dr. Fritsch不在时为Justine进行日常注射等护理，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保姆，但是Alma多次解雇她，每当事发哥哥Alfred不得不火速赶回调解两人关系，重新把Mitzi请回。
1937－1938年Alma跟乐队的演出再限定在离家不远，1937年的除夕再次在维也纳中心区的Ronacher剧院演出，这已经成为乐队的传统了。因为Justine的健康，Arnold缺席了1937－1938年音乐季维也纳爱乐的英国巡演，不过他继续在维也纳演出室内乐。1936年Rosé SQ.举行了首场“告别”音乐会，音乐会继续吸引着大量听众，“最后”不得不一二再再二三。在Rosé SQ.的第54个音乐季进行了一系列的Brahms专题演出以纪念他们从乐谱直接演出G大调五重奏40周年。在74岁高龄的Arnold虽然仍然是两大乐队的首席和音乐界的权威，不过他日益感到面对年轻人挑战的压力了，也许在未知的角落，后辈们正等待着他离开呢。


Heini Salzer，Alma Rosé跟Váša Příhoda离婚后的奥地利恋人



Alma短暂地受到捷克记者Karel von Klaudy的热烈追求，在Alma乐队捷克Brno的演出之后von Klaudy跟她们一起踏上旅途，他宣称跟Alma堕入了爱河，好朋友Anny当然希望Alma能够展开新的人生忘掉过去，不过Alma表示还不能够接受新的爱情，她的心仍然在Příhoda那里。这之后，跟乐队成员在火车上时碰到了一位金发维也纳男子，比Alma大八岁，忽然之间她似乎一下燃起了爱火。男子叫Heinrich (Heini) Salzer，他是维也纳造纸业和出版业百年老字号Carl Ueberreuter家的小儿子，虽然是不懂音乐的人，安静的他跟好动的Příhoda截然不同，不过Alma似乎十分乐意跟他交谈。两人恨不得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有时候Heini跟Alma和乐队一起外出巡演，他甚至没跟家里打招呼。即使是对家族，Heini也是独来独往的人，他虽然注定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不过做事情出人意表，据说他的有关奥地利造纸、印刷和出版行业的博士论文精彩绝伦，击中行业要害，即使是自己的家族企业也没能躲过冲击，他论文后来成了相关行业必须研究的文献。虽然两人发展势头看好，不过乐队成员并不认为两人的关系能够持续，好友Anny承认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两人的关系。

安可欣

（十九）
在1938年的奥地利，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纳粹德国推进对奥地利的吞并，详细的情形大家可以找资料看看，不合适在这具体交代。Arnold Rosé这些正值的艺术家深信纳粹势力将猖獗不了多久，可事实是另一回事。1938年3月11日，黑色星期五晚上，Karl Alwin正在指挥Tchaikovsky的Eugene Onegin，他是女高音Elisabeth Schumann的丈夫，两人都是Rosé家的密友，当晚Arnold也象往常一样坐在首席的位置。Opernring大街外吵杂的声音传到了歌剧院（国立歌剧院在Opernring大街），在歌剧幕间，许多爱乐者出去看个究竟，恐怖的纳粹游行从Kärntnerstrasse大街到了Opernring。许多爱乐者都没有返回歌剧院，这是被吞并自由的维也纳最后一场歌剧演出。演出后Arnold坐上最后几班电车回家，他的翻领上系着爱国阵线的红白丝带，大街上响满了口号：“Sieg Heil”， “Heil Hitler”，“Ein Volk，Ein Reich”（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一个民族，一个帝国）。


1938年3月13日德奥合并的投票单，上面写着：“你是否同意德奥合并以及投票给我们的政党领袖Adolf Hitler？”下面的大圈圈上写着“是”，小圈圈上写着“否”



1938年3月12日黎明，德军直入奥地利，Hitler到达了他的出生地，表面上看他是去扫母亲的墓，实际上是观察一下各界反应。到了晚上德军的坦克不对开进了伟维也纳，Hitler则在Linz起草合并法案。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Hans Knappertsbusch指挥演出Wagner的Tristan und Isolde，Arnold仍旧坐在首席位上，象往常一样拉响第三幕著名的小提琴独奏。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乐池上，这里是他象家一样呆了57年的地方。
1938年3月13日合并法案公布，14日Hitler来到了维也纳。在新法案之下Arnold、Friedrich Buxbaum等犹太音乐家将不能再呆在乐队演奏，Hitler在Heldenplatz（英雄广场）声嘶力竭地演讲时Arnold在维也纳爱乐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名带着纳粹勋章的年轻小提琴手傲慢地冲着他说：“Hofrat（Arnold官衔）先生，你已经在这呆得太久了。”同一天，Führer将上演Eugen d'Albert的歌剧Tiefland，d'Albert是Arnold的私人朋友，然而演出却不允许这位显赫的首席参加。


1938年3月15日，德奥合并后Adolf Hitler对着疯狂的人群发表演说



1938年3月15日，纳粹德国正式吞并了奥地利，此后犹太艺术家的处境不断恶化，大批精英相继逃难，离开维也纳包括Freud，Ernst Křenek，Franz Werfel，Alma Mahler-Werfel，Bruno Walter，Arnold Schoenberg，Lotte Lehmann和Alexander Zemlinsky等等。音乐家也起了剧烈反应，Arturo Toscanini首先开始抵制Salzburg音乐节，在3月合并前他在纽约发电取消了他的日程安排，而前一个音乐季他已经取消了在Bayreuth的演出。音乐家们纷纷开始相应，Salzburg不得不临时调整他们的节目安排。Toscanini马上在瑞士创立了Lucerne音乐节，成为一种抗议纳粹的象征。跟老大师的觉悟不同，有些艺术家开头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例如著名的女高音Lotte Lehmann，他最初仍然希望到Salzburg演出，因为她觉得自己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跟政治沾不上边，她希望在Salzburg专注于自己的歌唱艺术。同时间，纳粹不停地自吹自擂，例如1938年5月1日的Musical Courier标题文章为“德国－音乐乐土”，大肆宣扬了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和Salzburg音乐节。

安可欣

（二十）
Justine Rosé的去世使得年迈的Arnold倍感孤独和苦闷，他离开了献身一辈子的乐队，昔日好友相继离开德国，留下的也不再来访（例如Richard Strauss）。1938年秋Alma写信给Walter家表示了她的担忧，Bruno Walter从Montecatini写信给Arnold鼓舞他的精神，Elsa Walter补充说丈夫正在为Alfred和Alma寻找出路。当时首先离开Rosé家族的是Alma Mahler-Werfel个和女儿Anna、丈夫Franz Werfel，他们辗转去了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夫妇两人最后1940年安全定居于美国California。而Anna当时已经跟第三任丈夫Paul Zsolnay离婚，他是Franz Werfel的出版负责人，Anna 1940年定居于英国伦敦，其后她还有两任丈夫。
远在英国的Carl Flesch也正在想办法帮助Arnold，他成立了基金会到处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几经辗转Alfred和Maria移民美国终于有了眉目，他们准备乘坐荷兰到美国的Veendam号于1938年10月5日从荷兰离开，他们离开维也纳的时间定于9月28日。27日晚Alfred和Maria到Pyrkergasse最后一次拜访父亲和妹妹，这是一个没说辞别的离别，因为Alfred还是觉得父亲在他们走后再知道会好些。不过敏感的Alma猜到了大概，等他们离开父亲后她悄悄追到大街送别兄嫂。
9月28日早Alfred和Maria离开了维也纳，他们再德国和荷兰边境变卖了细软，仅换得5美元的现金，而此时他们还碰到另一麻烦，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荷兰政府颁布了限制入境的发令生效已经有好几天，幸运的是到达边境时他们获知Veendam号将延迟开出。Alfred打电话向Louis Meijer求助，最终他们进入了荷兰境内。Veendam号到10月15日才开出，他们得以稍微宽心地等待一些天，他们甚至抽空去了一趟Amsterdam，Alfred非常愉快地应邀跟大会堂乐队合作了一场Rachmaninoff协奏曲，指挥是Mengelberg。Leila Pirani从伦敦驾车前来问候Alfred夫妇，并且送给他们她筹集到的30英镑。在短暂的见面中，Alfred恳求Pirani想办法帮助妹妹Alma，Alma现在已经不能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所。
Alfred夫妇离开维也纳6天后Arnold写信给他们说Alma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10月7日，Alma写信给正在荷兰的兄长，说她需要的帮助已经非常迫切。Alma写信的时候正值纳粹清理维也纳的Döbling区的时期，从10月5日到10日，犹太家庭被忽然清查，所有护照被打上记号“J”，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则强行从捷克边境驱逐，路费仅仅是40马克（约当时10美元）。Alma写信时的心境明显受到该事件的影响。


1938年9月29日，在德国慕尼黑，德国纳粹党领袖Hitler（前中）与意大利首相Mussolini（前右二）在Mussolini女婿、意大利外相Ciano伯爵（前右一）的陪同下，与英国首相Chamberlain（前左一）、法国总理Daladier（前左二）举行会议。次日凌晨签订《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月1日起10天内把苏台德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其他边境地区移交给德国。



Alfred夫妇离开维也纳的9月28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三”，这天Hitler发布了要求捷克“归还”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最后通牒。9月29-30日，德、意、英、法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向德国出卖苏台德地区。一向把英、法奉若“保护神”的捷克政府，在德国限定时间内，被迫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后，加紧实施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活动。

安可欣

（二一）
1938年的圣诞即将来临，不过阴云笼罩着Rosé家，儿女都不在身边的Arnold觉得很孤单。这个新年Alma的女子乐队将不再在Ronacher剧院演出，传统的维也纳爱乐音乐会也将不再出现Arnold的身影。朋友们为了安慰Arnold，邀请他一起度过圣诞前的两天。事实上Alma正为赶在圣诞前回到家而努力，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差点崩溃，她发现她的捷克护照落在了英国内政部，因为她的犹太身份，现在这个护照就是她的救命符。她不得不前往找回护照，因此错过了火车，她只能搭乘下班，到维也纳后她打电话叫佣人到车站，然后瞧瞧回到自己房间睡下，准备第二天给父亲一个惊喜。果然，圣诞日起来的Arnold发现女儿在家时喜出望外，这位老父亲真是十分的自豪，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Alma花了几个星期顺利完成并且及时赶回来了。
进入1939年Alma加紧了移民的准备，跟政府打交道她得小心翼翼，任何一个微小的疏漏都可能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们在Pyrkergasse的住所将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被没收，因此他们必须要尽快搬走。在数个星期里Alma忙碌得甚至连停下来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幸运的是由于Arnold上缴了额外的税款因此获得某些便利，通过Heini和朋友、Alma自己在政府里的关系，她和父亲带着大部分财产离开维也纳看来是可行的。最后两大卡车的财物被打包运走，Rosé家的大部分财产得以送到英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两把小提琴Mysa和Guadagnini。

1925年Salzburg，（从左到右）Arnold Rosé跟Richard Strauss，Rosé SQ.的二提Paul Fischer和一位随行的维也纳爱乐成员。

  
尽管Arnold频频提醒，劳累过渡的Alma在1939年的2月中患上了严重的发烧，为免父亲担心，Alma隐瞒了她计划在24号进行的扁桃腺切除手术。进入3月份，捷克的形势非常严峻了，3月15日纳粹德国最终吞并了捷克，Alma的捷克护照一下变成了废纸。之前一天Alma最后一次去办理Arnold的护照，她一气站了8个半小时，最终确定几天后父亲将受到护照。不过她确定自己是一刻不能停留了，在15号当天她跟Heini离开维也纳，她是最后能用上捷克护照的幸运儿，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人当场在机场被遣返。Alma先坐火车到Leipzig，不过错过了班车，她不得不辗转到柏林乘飞机到Hamburg，然后跟Heini一同坐上到英国伦敦的飞机。她离开得如此匆忙和隐秘，连朋友们也不能打招呼，幸好她在几天前抽空去了母亲Justine的墓地一趟。
Alma跟Heini到伦敦后跟Piranis住在一起，她继续为父亲到英国张罗。不过不善处理家务的Alma很快跟Piranis的孩子们相处得不愉快，最后他们搬了出去，离将来父亲住所很近。Arnold在离开前去了一趟妻子的墓地，他希望自己有落叶归根的一天，他经柏林和Amsterdam，最后1939年5月1日顺利到达伦敦，他非常高兴地跟维也纳的朋友们见面，另外当然少不了Carl Flesch、Dory和Piranis。Toscanini在皇后大厅排练，见到Arnold高兴得连连拥抱。当晚他出席了小提琴家Bronislaw Huberman的音乐会，第二晚是Richard Tauber。他还跟Sir Adrian Boult讨论了重组Rosé SQ.的问题。
很快Piranis发现Alma跟Heini的关系有时并不那么和谐，在她看来Alma过于专横，给Heini的自由空间过少。因为Heini的家里强烈反对他离开德国，因此Heini虽然家里很有钱却不能带走一分，为了生活他必须找份工作，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德国人在伦敦找工作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到六月初Heini的工作仍然没有着落。另一边，Alma和Arnold沉浸在他们的音乐世界中。

安可欣

（二二）
1939年6月底得一天中午，Piranis从Handel的Rodelinda排练回家，女儿Anny告诉她说一个德国口音的男人打了好几次电话给她，并且说好下午2点再打过来。到了约定时间，该男人真的打了电话过来，带来了让人崩溃的Alma的消息。男子自称是Heini父亲的朋友，说Heini在他父母一再要求下已经答应离开伦敦返回维也纳，他已经在早上离开了Alma，Alma很可能已经去了Arnold住所。当Piranis赶到Arnold住所，发现崩溃的Alma泪流满面地跪着靠在父亲身上，Heini离开的事实已经显然。
Alma是不想返回自己住所了，Piranis只得劝说她到自己家里，Alma回了电话给那名神秘男子，要求他过来所说知道的事实，该男子到来后说Heini很可能还在伦敦，因为飞机得5点才能起飞。闻讯的Alma马上跳了起来，恳求Piranis马上带她去机场，但是Piranis必须尽快赶回歌剧的演出。恰巧Alfred的一个朋友驾车到来，他带Alma和Arnold到了机场，可惜晚了一步，飞机已经飞走了。按Heini兄长Thomas Salzer的说法，Heini离开伦敦后跟Alma两人再没见过面，尽管他们有联系，也通过朋友互相打探消息。Heini离开的具体原因也许永远无法揭开，不过这个相信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在二战逼近的局势下，他本人在英国的位置实际跟Alma在德国差不多，都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他本人在德国还有庞大的家业等着继承，而在伦敦他常常被Alma晾在一边。


1939年5月的图片，Croydon（在伦敦附近）的一家报纸报道了Arnold和Alma两父女到达英国的消息



Alma再次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又一次悲剧性地收场了，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照顾年近八旬的老父也是重担在身，她不得不翻出当年母亲辛苦抄给她出嫁的食谱，学习厨艺以及打理家务。此外，努力练习小提琴的计划也没有落空。一开始，Heini频频写信给Alma解释，并且希望两人的关系能够维持，不过跟Příhoda一样，很快书信就越来越少了。
Rosé父女到英国的初期，Busch SQ.的中提琴手Karl Doktor协助他们开始重建Rosé SQ.，他自己得呆在Busch SQ.因此不可能加入，有人提议他儿子，不过他觉得年龄差异过大可能不是很合适。Rosé和Buxbaum两人也曾游说Piranis由小提琴改中提琴加入，但是Piranis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1939年7月9日，Karl Doktor临时加入Rosé父女和Buxbaum的阵容演奏，这是在皇家音乐学院公爵大厅举行的Haydn纪念音乐会第一场。接着Doktor提供自己住所给Arnold和Alma对应聘者进行面试，最后60多岁的Ernest Tomlinson入选，他伴随Arnold度过了战争岁月。7月底，新重组的Rosé SQ.完成了第一个合同演出，Arnold和Alma都获得了超过200美元的酬劳。
1939年7月，Rudolf Bing和Fritz Busch邀请Rosé父女到Glyndebourne，其时Bing是那里的总经理，Busch则是夏季歌剧季的艺术总监。Bing给两父女提供了车费和Verdi Macbeth的门票，Busch则款待了他们。Alma虽然很欣慰在Rosé SQ.的演奏机会，不过她自己的理想始终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她希望自己重新成为独奏家，甚至组建一支英国的女子华尔兹乐队，但是她的英国演出证只允许她演奏四重奏。Alma再次找Sir Adrian Boult，希望能调整一下演出证的内容，Arnold也希望谋求一份类似在维也纳的教师职位，可是此时的英国到处充斥着失业的人群，政府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安可欣

（二三）
Alma意识到Carl Flesch创立的基金将很快用尽，保证收入来源仍然是当务之急，为了安慰他们，1939年7月13日Bruno Walter从纽约写信过来提醒他们有Mysa Stradivarius小提琴，如果有必要Arnold可以卖掉它。不过在Alma看来这个提醒担心多过高兴，卖掉父亲的琴是她不能忍受的，如何保住这把琴成为了她的首要任务。Elsa Walter另外提醒了一下Alma可以考虑一下前往Amsterdam，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Alma听从了建议，开始寻求在荷兰工作的可能性，荷兰在一战中扮演着中立国的角色，假如二战爆发，它很有可能维持中立的立场。

1939年8月，Alma收到了来自荷兰Hague中央大酒店演出的合约，Alma仔细衡量了利害关系。她最重要的参考榜样是Carl Flesch，此时他正在Hague的皇家音乐学院教书。8月25日，Arnold开始写一封信给Alfred，不过最终没有写完，一个让人震惊的午夜电话让他无法继续。英国的报纸报道了Bruno Walter的女儿Gretel在苏黎世（Zurich）被杀害的消息，凶手是她分居的丈夫，随后自杀。电话正是一个记者向Arnold透露相关的细节。Arnold 9月1日写了一份简要的信安慰Walter家，Bruno Walter 9月26日回信诉说了他的无比悲痛之情。


1892年，Arnold Rosé的剪影，作者Hans Schliessmann



1939年9月1日，德军出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Alma生存的压力更大了，有一天Alma跟Arnold和朋友在咖啡厅聊天时一个60多岁的男人凑过来说他需要司机和秘书，如果Alma会打字和开车他可以雇佣她。这份无厘头的打工Alma居然也不愿放过，至少家里的佣人费和小提琴不用担心了。不过这位老板看来对Alma很有兴趣，忍无可忍的Alma很快结束了短暂的打工，坚信自己应当朝着音乐的道路前进。尽管经济条件已经不好，Arnold仍然坚持请佣人照顾自己，他知道只有这样Alma才能放心外出。

1939年11月初，Alma最终决定去荷兰，从12月开始，她每星期工作52小时将获得等值于14磅的报酬，家里佣人承诺继续留在家里照顾Arnold，费用是每星期1磅。通过她的捷克护照，Alma顺利地获得了英国政府批准离开5个月，期限到1940年5月。同时间英国显赫的女钢琴家Myra Hess邀请Rosé SQ.到伦敦国家美术馆演出，不过Alma将没办法参加了，11月份她作为第二小提琴手跟Rosé SQ.进行了最后几场演出。

1939年11月26日，Alma在暴风中告别了老父踏上了危险的征程。在战时水路和航空都是非常危险的，Alma乘坐的飞机必须避开英国和德国双方的侦察，运气不好的话她被认出前就会被击落。在北部海洋上空，强烈的顺路风让飞机比预定时间快了半小时，Alma被折磨得严重晕机，花了三天时间才恢复。
另一边，Arnold找来英国小提琴手Walter Price代替Alma的二提，顺利进行了国家美术馆演出，听众大约有一千，曲目包括Beethoven的OP.131和Schubert的第13号。新加入的Price和Tomlinson对Arnold的忠心拥护使得重组的四重奏很快焕发了光辉。

安可欣

（二四）
到达荷兰的Alma很快就有了收入，朋友们也很热情，虽然一开始乐队水平和规模及不上预期，独奏也少，她至少表现的很快乐。Alma跟昔日女子华尔兹乐队的一名歌手Mady Meth重逢了，并且住到了Meth家。Alma还碰到了另外一位老朋友Theo Bakker，他是昔日Alma在Badenweiler的黑森林度假时的好舞伴，现在是一名荷兰律师，重逢的两人频频会面。

随着战事的推进和Rosé SQ.的演出增多，在英国的朋友们和Arnold开始催促Alma尽快返回英国，不过富有冒险精神的Alma似乎准备多逗留一段时间。1939年的圣诞，Rudolf Bing寄给Arnold俄国的鱼子酱作为礼物，附带的信息写着“在小提琴中寻求庇护”，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如果逼不得已Arnold最后还可以卖掉爱琴。Arnold写信给Alfred说Mysa的评估价是4000磅，不过实际价值不止。

踏入1940年初，情况看起来还不错，Arnold在英国渐渐得到认同，现在他已经允许在周边国家走动了，他提出的教书也得到了许可。1940年1月4日，Arnold写信给Alma称赞她继承了Mahler家族的精神，24日Alma的回信心情相当的愉快，她提到了Heini给她的来信。在荷兰的事业顺利让Alma一再推迟返回伦敦，Arnold原本希望她能在2月初返回，并且一同准备在4月的一系列四重奏演出，曲目是Beethoven的晚期。但是Alma仍然坚持留在荷兰，还有她作为独奏家的梦想再度唤醒了，在为Willem Mengelberg试演的Wieniawski小协后，大指挥提议他们可以跟大会堂乐队一起合作，在跟Carl Flesch的见面中，她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


1940年2月，Alma Rosé在荷兰Arnhem写给兄长Alfred的明信片，用英文书写：“不要忘记我－带着爱和吻，你永远的Alma。Arnhem，1940年2月。”



Alma暂时的安排是带领一个小型室内乐队在荷兰进行一个月的巡演，然后在3月初返回伦敦。2月中在Arnhem预见音乐学者和评论家Louis Couturier，给了他一本自己写的有关小提琴技术的书。在Arnhem，Alma给兄长Alfred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原文用英文写着：“不要忘记我－带着爱和吻，你永远的Alma”。2月底，Alma通过荷兰之声电台进行了一场独奏演出，收听到广播的Arnold异常激动。另外，Alma很快将在Hague为富有的赞助人举行一场家庭音乐会。尽管收入有了转机，Arnold仍然处境艰难，在1940年3月他写信给纽约的Toscanini求助，很快得到了回应，包括Walter在内的老朋友很快为他筹集了一笔资金汇出。1940年3月12日，Alma收到Heini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里面倾吐了他离开伦敦后的相思之苦和执着不渝的爱恋，这封信成为那时Alma重要的精神寄托，留下的原件保存在Amsterdam的战争历史档案中心，磨损的痕迹显示折叠的信纸Alma被翻看了无数次。

安可欣

（二五）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忽然入侵挪威和丹麦，开辟了欧洲新战场，西线战役打响。在新的战争进一步威胁的情况下，4月已经是Alma英国签证许可的最后一月，当时她再次推迟返回英国，她继续为保住父亲的Mysa小提琴努力。在9号之前，Alma在演出Franz Lehár的轻歌剧“卢森堡的公爵”（Count of Luxembourg）的乐队中演奏，或者是独奏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自2月份以来Alma已经在不同场合演出了它86次。他们荷兰巡演的轻歌剧受到热烈欢迎，演出通常在晚上11：45结束，他们驾车回到Hague有时候已经凌晨4点，睡到下午之后再次出发奔赴下一场演出。Alma大约两个星期才能吃一顿好点的，平时都是靠面包充饥，生活是相当苦的。

1940年5月10日～15日，荷兰无力抵抗德军的闪电攻击，只能用沉船、树木等做象征性的阻碍德军前进



1940年4月11日，Arnold带领Rosé SQ.开始了在伦敦Queen Mary Hall的四场午茶音乐会，音乐会由德国和中欧基督教会难民会发起。此时的Alma仍然在荷兰，不用说Arnold非常失落。此时Rosé SQ.的另三个成员是Walter Price、Tomlinson和Buxbaum，他们演奏Beethoven的最后四部四重奏，每场音乐会演奏一部，然后附带Mozart和Haydn的选曲。Alma给父亲的信息是希望5月初返回英国，但是5月2日，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过期了，她只能继续依靠她的捷克护照走动。5月5日，Alma在Scheveningen跟Louis和Lotte Meijer一起时Meijer劝告她尽快回英国，当时时局已经非常不稳定，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低地国家在德军西进的路线之上，想保持中立近乎幻想。但是Meijer的劝告并未奏效，荷兰现在对于Alma近乎乐土：可以养活父亲；事业得到复苏；能够跟Heini保持联系。

1940年5月7日，Arnold在写给Alfred的信中抱怨没有Alma的任何消息，当时Alma正离开Hague作短途巡演。三天之后，5月10日，德军终于对荷兰和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发动攻击，他们对于德军的猛烈攻击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仅5天荷兰就宣布投降。Alma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她没有办法联系Arnold，最后她通过朋友联系Alfred通报了平安。


1940年6月14日清晨，德军第4军进占“不设防城市”巴黎



1940年5月下旬，德军直逼英吉利海峡，把40多万英、法军队追逼到敦刻尔克港（Dunkirk）附近的一块三角地带。英、法动员了大批船只，从5月26日到6月4日，经9昼夜苦战，才把近34万士兵运过海峡，撤入英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4日，德军占领敦刻尔克，4万余名法军被俘，此役，盟军损失惨重。6月10日，法国沦陷，政府撤出巴黎，6月14日，德军通过Eiffel铁塔，6月16日Marshal Philippe Pétain 取代Paul Reynaud成为法国总理，6月17日Pétain宣布法国投降。

Alma的错误判断导致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作废，1940年5月29日，她向Louis Meijer紧急求助，但是为时已晚。Meijer作为犹太记者，写了许多的政局报道，他知道自己将在纳粹的“特别名单”之中，自身难保。面对Alma的求助他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他自己尚且苦恼于如何能保护自己的一家。